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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align:center;"></p> <p style="text-align:justify;">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后世研究上至上古传说中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之间三千多年历史的权威史料之一，在文学史上亦有着重要地位，鲁迅将其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其争议依然存在，例如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司马迁具有“右李广而左卫、霍”的倾向。明代文学家黄淳耀在《太史公知意》中称“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曾国藩亦称“《卫青霍去病传》右卫而左霍”；“卫之封侯，意已含讽刺矣；霍则讽刺更甚。”[1]</p> <p style="text-align:justify;">阅读《史记》前，我对这本书的认知也受到此类评价影响。经过研读，我认为司马迁在主观情感方面确实偏向李广，但是对于卫、霍二人的评价并未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p> <p style="text-align:justify;">司马迁对于李广的情感偏向源于相似的背景和情感的共鸣。在出身方面，李广“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世世受射”；司马氏先祖自周代便以修史为业，司马迁本人的祖先司马错是灭亡蜀国的秦国名将，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皆为士大夫，同样出身名门，继承祖辈的事业，家学渊源深厚。个人经历上，司马迁相信李广之孙李陵并未真心投降匈奴，为其说情而惹怒汉武帝，遭受极具羞辱性的腐刑，于孤愤中写下旷世之作；而李广“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却因军功有限，受到的重视不如外戚，始终未能封侯，后在漠北之战中担任前军将军，途中迷路未能参战，愤而自杀；李广的怀才不遇深深触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李广鸣不平，既有文人对于不幸而倔强的失意者的天然怜悯，也有控诉命运不公，抒发心中悲愤之意。因此，司马迁不仅为李氏将军单独列传，还在客观记载军功之外，对其进行生动的性格叙述，传神地刻画了诸多战斗场面。例如，“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阵，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刻画了李广日常生活中的“箭痴”形象；“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体现了李广箭术之精湛；“行十馀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更是突显了李广在战场上的机智勇敢，临危不乱。几段描写富有文学性，奠定了《李将军列传》在《史记》中经典篇目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p> <p style="text-align:justify;">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对于卫、霍二人战争场面，多为“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湖之楼烦、白羊王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城”一类的公式化语言记录，或者直接引用汉武帝和其他人的评价。司马迁在记叙霍去病“重车余弃粱肉”，导致“士有饥”、“不能自振”，却“尚穿域蹴鞠”，毫无体恤的事件后，紧接评价卫青“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对卫、霍二人显然都有讽刺之意。司马迁对卫、霍二人评价不如李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李广和司马迁是“良家子”，而卫青、霍去病均为私生子，身份低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世家与外戚的政治对立。外戚势力是汉武帝时期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了加强皇权，武帝通过扶植外戚压制世家，又通过扶持新的外戚来制衡旧的外戚。司马迁家族虽以修史为业，远离权力中心，但是作为世家中的“清流”，对凭借外戚身份得到重用的卫、霍二人天然存在抵触情绪，认为他们的成功源于“帝王恩荫”，从《佞幸列传》中记载“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可见一斑。另外，司马迁一向不满汉武帝沉迷扩张、忽视民生，在《匈奴列传》中便明确指出战争导致“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而卫青和霍去病正是在武帝穷兵黩武政策下功成名就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司马迁对他们的功绩不会太过推崇，其中也暗含了对于当时时弊的批判。</p> <p style="text-align:justify;">司马迁存在情感偏好，但在记载李广与卫、霍二人时，依然遵循着实录精神。对李广，他给予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高度评价，“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充分体现他对将士的慷慨。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如实记录他的缺陷。例如，李广在闲居期间曾因小事和一个霸陵卫发生冲突，后来他被重新启用，便“请霸陵卫与之俱，至军而斩之”，这件事体现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一面。漠北之战中，李广因为急于立功，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嫌弃卫青安排的东路绕远，便擅自领兵提前出发，导致迷路失期，该事件表现他自负其能、我行我素的性格缺点。除此之外，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还描写他虽然“以力战为名”，但行事冲动、治军疏松，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擅长防守却不能适应反攻匈奴的作战新形式；性情刚烈，不懂得官场进退之道。“李广难封”的原因显而易见。对于卫青和霍去病，司马迁也始终承认并肯定他们的能力和贡献。例如他虽批判霍去病不知体恤下属，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功绩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传世典故同样出自他的笔触；虽在《佞幸列传》中提及卫青、霍去病，却也强调他们“颇用材能自进”，并未归入弥子瑕、韩嫣、李延年之流。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记载了苏建劝卫青招揽门客，卫青以“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为由拒绝，霍去病亦效仿其舅一事，高度赞扬了卫、霍二人位极人臣，却忠于君主，从不结党营私，坚守臣子本分的可贵品质。</p> <p>常人修史多着墨于卫青和霍去病的荣光，寥寥几笔带过李广相衬之下的黯淡。司马迁却以笔为刃，既在《李将军列传》中倾注孤愤，为怀才不遇的英雄立传；亦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秉持实录，于褒贬之间不掩卫、霍抗击匈奴的不朽功业与谨守臣节的品格。他的情感偏向源于人生经历和时代忧思，而他的史家精神则坚守着 “不虚美、不隐恶” 的准则，呈现了历史人物的立体和真实。《史记》的精华也正是在于其人文精神。司马迁在其中倾注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主观情感，人们在走进历史的同时，也走进了书写历史的人。因此，它超越了单纯的史料汇编，成为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文化经典，于后世沉淀，并广泛流传。 </p> <p></p>